问大学论语都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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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本书。

“四书”的由来

儒学自汉武帝以后，取得了官方的学术地位。但是汉代的儒生治学的特点是谨守家法和师法，老师所传授的知识弟子一个字也不能有出入，注重字词上的训诂之学。汉代以后儒学逐渐走向衰微，东汉以后，儒学更是失去了独尊的地位。尽管儒学的衰微和道家黄老之学的兴盛、佛教的传入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主要原因是自身思想的僵化。到了宋代，许多儒学大师对儒学进行了改革，儒学呈现出焕然一新的状态。儒学大师朱熹从《礼记》中取出《大学》和《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相配，称为“四书”，“四书”之说由此而来。

“四书”开篇

1、《论语》开篇——修养法则

“学天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长期以来，我们把《论语》第一篇定位为“学而篇”，还说它是没有意义的，这不符合孔子的思想，因为孔子最主要的就是“正名”。“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孔子仰头看天，就是告诉我们，《论语》第一篇应该正名为“学天篇”。

第一句话也就是：学天时习之，不亦乐乎？

向自然学习，以自然为老师，在生活中实践，并养成习惯，不是很喜悦吗？“时习之”，“时”，时常、不时、常常的意思。“习”是什么意思？一般人说习就是温习、复习。没错，但这个层次很低。这里的“习”，应该解释成习惯。习惯怎么养成呢？就是要去做。向自然学习，懂得道理还不算懂，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做得出来才算懂；做不出来，还要继续学。

第二句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这里讲的是远方的朋友。若是隔壁的朋友过来，你每次都乐，那就惨了。他天天来，你一吃饭他就来，你也乐不起来，还会翻脸。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古人的用心，不是现代人所能够比拟的。

第三句话：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就是很轻微的生气。人家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有多伟大，不知道你有多大贡献，但是你一点不生气，一点不高兴都没有，不就是一位品德修养良好的君子吗？这就叫做平常心。“这种人连我都不认识，是不是没有读书呀”，你这样想，心里会不愉快。凡是生怨，凡是生恨，凡是发脾气，其实最大的受害者是自己。什么叫生气？就是别人犯了错，结果由你承受。2、《孟子》开篇——处世法则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开口就问你奔波千里而来，可以对我的国家有什么利处？孟子则开口就回答了这一句。简单的一句，提出的却是儒家的重大命题，乃至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重大命题——要仁义，还是利益？

这是一道难度极大的选择题，以至于几千年来，没有几个人能真正选好。所以“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的轮回才不断上演。老子的那句话如同预言也如同注解——“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人在局中迷的太久，陷的太深，也终究会遭遇“价值”二字的逼问。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回到源头去寻找，注定要回到先贤所安立的起点，重新抉择。3、《大学》开篇——修身法则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之道，既为人道，也是政道。主要有三大纲领，即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之中，依据《易经》“居中为吉”的原则，“亲民”居于“明明德”和“止于至善”的中间，成为核心课题。换句话说，“明明德”必须为“亲民”而“明明德”，而“止于至善”的效果，也必须合乎“亲民”的要求，才能使人安心而乐于顺从。4、《中庸》开篇——天人法则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中庸》高深，开篇三句说的更是大本大源。

“天命之谓性”。钱穆说：天命所与你的，就是人之禀赋，这就叫做性。人受了此性，这就在人之内有了一份天，即是说人生之内就见有天命，这不就是通天人了吗？

“率性之谓道”。因为人负天命，所以遵循天性，便是人生大道、自然大道。合乎人性，都是道；违背人性，就非道。太多人却早已忘了自己的天性是什么。

“修道之谓教”。上天赋给人善良的本性，顺此发展，择善而秉持，在实际生活中修养及印证，将一切蔽障完全除尽，恢复本来的光明正大，这就叫做“教”。

守得住性，把得住道，做得成教，就是那条天人合一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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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

《大学》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做人、处事、治国等有深刻的启迪性。

《中庸》主要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扩展资料

《中庸》写作背景：

《中庸》出自《礼记》，原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三十一篇。《礼记》原名《小戴礼记》，又名《小戴记》，由汉宣帝时人戴圣根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编而成。

宋代以前，学者皆主张《中庸》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子思所作。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子思作《中庸》。”李翱《李文公集·复性书》：“子思著《中庸》四十七篇，传于孟轲。”

自宋代开始，有学者主张《中庸》是子思与秦汉之际的儒者杂述而成。清人认为《中庸》非子思所作的也不乏其人，特别是崔述，在其《洙泗考信录》卷三中提出了三条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今人冯友兰、钱穆、劳思光等亦从文献、思想等方面论证《中庸》非子思所作。

《大学》写作背景：

《大学》出自《礼记》，原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礼记》原名《小戴礼记》，又名《小戴记》，由汉宣帝时人戴圣根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编而成。

据断代史学家班固在“《记》百三十一篇”下自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他认为《礼记》各篇的成书年代主要分布在战国初期至西汉初期这段时间。

清代人崔述认为：“凡文之体，因乎其时……《大学》之文繁而尽，又多排语，计其时当在战国。”（《洙泗考信录·全录》）综合而论，《大学》的成书时代大体在孔子、曾子之后，孟子、荀子之前的战国前期，即公元前5世纪左右，系出于曾氏之儒一派的纯儒家作品”。

即《大学》的成书年代应是在战国初期，其作者应是“曾氏之儒一派”，即现在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战国初期曾参所作。《论语》写作背景：

清代学者崔述则对《论语》的成书提出不同看法，他注意到今本《论语》前后十篇在文体和称谓上存在差异，前十篇记孔子答定公、哀公之问，皆变文称“孔子对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问则称“子曰”，表示有别于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

而后十篇中的《先进》《颜渊》等篇，答大夫之问也皆作“孔子对曰”，故怀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门人所记，去圣未远，礼制方明；后十篇则后人所续记，其时卿位益尊，卿权益重，盖有习于当世所称而未尝详考其体例者，故不能无异同也”。

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称“子”不称“孔子”，门人问学也不作“问于孔子”。而后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称孔子，《阳货》篇子张问仁，《尧曰》篇子张问政，皆称“问于孔子”，与《论语》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遗书明甚，盖皆后人采之他书者”。

受崔述的影响，以后学者继续从《论语》前后十篇用语、称谓的差异对其成书作出判断，有学者甚至认为《论语》最初只有单独的篇，其编定成书，要在汉代以后。

宁子安的回复

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作为儒家经典的《论语》，其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论语》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依的范畴：伦理道德范畴——仁，社会政治范畴——礼，认识方法论范畴——中庸。

仁，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的状态，折中真的极致必然是善的，这种真和善的全体状态就是“仁”。孔子确立的仁的范畴，进而将礼阐述为适应于仁、表达仁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待人接物的规范，进而明确“中庸”的系统方法论原则。“仁”是《论语》的思想核心。

后世影响《论语》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被尊为“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南宋时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元代延祐年间，科举开始以“四书”开科取士。此后一直到清朝末年推行洋务运动，废除科举之前，《论语》一直是学子士人推施奉行的金科玉律。

《论语》进入经书之列是在唐代。“到唐代，礼有《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有《左传》《公羊》《谷梁》，加上《论语》《尔雅》《孝经》，这样是十三经。”

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书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之大。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论语